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专稿“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

作者：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发展困境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谆谆寄语，更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的战略要求，是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遵循。哲学社会科学与大学存在内在的相关性，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问题不能脱离大学场域。一方面，大学立德树人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哲学社会科学，它直接影响学校的品味与风格，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气质和精神。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仰仗大学组织。自古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得到大学的庇护和濡养，作为其最佳栖息地，大学集聚了我国80%以上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人员。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三重困境。一是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失去话语权，突出表现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范畴、概念、原理和标准，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们未能摆脱长期以来的“学徒心态”，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到话语体系，基本上都是西方的东西。二是在大学学科专业体系中逐步边缘化，突出表现为“指向客观世界”的理工农医等硬学科蓬勃发展，“指向主观世界”的文史哲等软学科日渐萎缩，哲学社会科学逐步丧失在学科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大学立德树人的能力大大弱化。三是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缺乏吸引力，突出表现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陶醉于引进新理论、编造新概念，理论与实际脱节，理论既无法解释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又无力解决事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学生日渐反感这种“屠龙术”式的学问。

这三重困境的出现与不正确的学术评价导向直接相关，与“五唯”评价体系直接相关。应该说，“洋标准”与“五唯”评价体系是相互建构的。“五唯”评价体系是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推动下建构出来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是中国首创。1999年，我国启动“985工程”，拉开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序幕。为了评估“985工程”的建设成效，上海交通大学着手研制国际可比指标。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大学不具可比性，这是为什么西方搞了一百多年的国内大学排名，却从未进行国际大学排名的原因。国际间大学不具可比性，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人们发现国际大学唯一可比的指标就是论文国际发表，于是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根据美国汤姆森（Thomson）公司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研制出全球第一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令人意想不到的是，ARWU居然反响巨大，并引发全球纷纷效仿，先后出现了QS、THE、U.S. News等世界大学排行榜。这些榜单无一例外均依赖于西欧和北美的两个国际论文数据库，这两个论文数据库几乎成为所有世界大学排名的元标准和底层构架。我国“五唯”评价体系就是在这些“洋标准”“洋排名”驱动下逐步形成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三重困境既是“五唯”评价导向的产物，更是“洋标准”泛滥的结果。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是关键。

二、“五唯”评价体系冲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洋标准”“洋排名”尽管在提供大学定量考核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总体来说，它对我国大学办学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对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边缘化负有责任。“洋标准”“洋排名”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重规模轻质量。“洋排名”建立在文献计量方法的基础上，重视规模和数量、轻视内涵和质量是其共性。无论美国的ESI、US News，还是英国的THE、QS，均重视大学的规模，存在以数量取代质量的不良倾向。学术评价是公认的全球性难题，很难用定量指标来描述。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领域，能够量化的东西往往没有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常常不能量化。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定量化的排名在自然状态下也仅能反映其平均水平，在刻意追逐下则完全不可靠。

第二，重投入轻产出。由于办学质量难以测量，“洋排名”常常用投入指标代替产出指标来衡量大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测量，就用生源质量来代替，如用高考分数来代替人才培养质量。“洋排名”将学术等同于科研，将科研等同于发表，教师管理遵循“不发表就出局”原则。实际上，学术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至少包括专著、专利、智库成果、学术讲演等。论文很难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当前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论文，95%以上没有明显的学术创新，而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却发不了顶级期刊，“以刊评文”“以刊评人”显得荒谬。重投入轻产出的评价导向，不但强化了“五唯”顽瘴痼疾，而且支撑了“成本最大化”的质量假设，即：投入多，有质量；投入少，没质量。

第三，重科研轻教学。“洋排名”主要基于文献计量，强化了“唯论文”“唯科研”的不良导向。在所有的“洋排名”中，科研成果的权重是最大的。ESI、U.S. News的学科榜单全部是科研指标，ARWU一共有五个指标，其中与人才培养有关的指标仅有一个（权重10%）。这种评价导向导致教学的边缘化、大学德育的边缘化。“洋标准”“洋排名”将美式研究型大学神化，殊不知美式研究型大学最突出的问题正是德育的边缘化，在“不发表就出局”的治理模式下，组织目标、组织结构和评价体系均不支撑大学德育，顶尖大学普遍陷于“失去灵魂的卓越”。

第四，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洋排名”依赖文献计量，文献计量评价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不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跨越国界,越是自然科学越具有国际统一的标准；越是哲学社会科学越没有统一的标准，越具有个体性和地方性。这是“洋排名”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因。比如， ESI的22个学科中，自然科学占93%以上，哲学社会科学占比不到7%。在这种评价导向下，发达国家的顶尖大学也不得不裁撤哲学社会科学专业，因为这些学科专业对学校的全球排名没有贡献。哲学社会科学的萎缩带来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大学道德领导能力大大弱化，丧失了引领社会、批判社会的能力；二是大学立德树人能力大大弱化，逐步失去了心灵塑造、化民成俗的功能。

“洋排名”泛滥使“五唯”评价体系在我国甚嚣尘上。很多世界大学排行榜在西方没有太大影响力，但是在我国却受到众多名校追捧。“洋标准”的泛滥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是冲击我国大学的办学道路。部分高校不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不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办学，而是按照各种“洋排名”“洋标准”办学，比如，“双一流”高校纷纷创办医学院、裁撤哲学社会科学专业。二是冲击我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体系，然而，“洋标准”的流行使我国高等教育督导面临困境。三是冲击我国学科分类体系。学科分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文化性和地域性。美国ESI将学科划分为22个大类、250个小类，其中，50%以上的大类属于医学生命科学。我国的学科体系将学科分为14个门类、110多个一级学科，其中，50%以上的门类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体系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但为了迎合“洋排名”，部分“双一流”高校不遵照自己的学科体系办学，而是依据国外的学科分类标准办学，奉行“没有医学院的大学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信条。四是冲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一国高等教育植根于一国文化模式。中国传统“大学之道”强调学术的政治功能，不同于美国大学的政学分离。但在“洋标准”的导向下，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被贬得一文不值，部分大学失去了“教育自信”，简单以美国“常春藤”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

三、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既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指挥棒，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牢牢抓住评价体系建设这个关键。我们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加快建构专业性、本土化的评价体系。

一是坚持方向性原则，突出政治引领。方向性原则是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把握学术“为谁服务”问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价体系作为学术治理的关键一环，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大学评价层面，必须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大学把办学的重心放在人才培养上，大学科研只有服务于立德树人才有合法性。在学科和学者层面，必须坚持“四为”方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要求我们在评价体系和标准中设立明确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标准，将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真正具有自主性、创新性的优秀成果和人才遴选出来，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

二是坚持本土性原则，突出服务国家战略。本土性原则是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建立符合国情的标准。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个体性和地方性，其创新发展扎根于本土实践，这是建构评价体系的出发点。在大学层面，必须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彰显了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办学逻辑。如果说美国大学遵循学术逻辑，那么我国大学重视社会需求逻辑。在学科和学者层面，必须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三是坚持创新性原则，突出学术影响力。创新性原则是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有助于推动学术创新，以创造力和原始创新为导向。创新是学术的本质，成果内容的创新性应当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主要标准。学术影响力是判断成果学术水平的重要尺度，在国际上具有广泛的认同度和可比性。在大学层面，必须坚持服务“两中心一高地”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以及“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要“把人民大学打造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这要求评价体系要全面考察大学服务“两中心一高地”建设的能力。在学科和学者层面，必须坚持以原始创新论英雄、以创造力论英雄。有无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创造力是稀缺的，一流人才的核心特征是具有创造力，三流人才没有创造力。有无原创性是一流成果与三流成果的分水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应该突出创造力和原创性。代表作是衡量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评价体系要注重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尤其应该突出代表作的学术影响力。“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成为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重视国际学术影响力。

四是坚持专业性原则，突出科学有效。专业性原则是指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科学权威、公开透明，提高评价的精准度和规范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必须“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为此，我们要加强评价理论研究，不断研发科学有效、为学界广泛认可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在大学层面，必须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多维评价。大学评价必须分类，拒绝“一把尺子量天下”。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才能引导学校准确定位、办出特色。大学是一个复杂系统，评价必须坚持多证据原则，拒绝在单一证据基础上评价大学的表现，而应多元多维。在学科和学者层面，必须坚持同行评价和文献计量评价相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的个体性、主观性特点决定了其必须采用以质性评估为主的同行评议法。同行评价主观性、片面性的弊端促使以文献计量为基础的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定量评价因其科学性、客观性而被崇拜，进而催生“五唯”评价体系。然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是难以定义、量化和归因的，因此不可能用一套客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去衡量其思想价值与深远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治理新趋势是采取定性与定量相融合的学术共同体评价。定性评价依靠专家，定量评价依靠数据。前者重视内容评价，后者重视形式评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必须坚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总之，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重视评价改革。评价事关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导向。哲学社会科学与大学是共生关系，评价改革必须基于大学场域的破“五唯”，坚持方向性原则、本土性原则、创新性原则和专业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