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双一流”建设的时代方位可以概括为“两个大局”和“两个中心”。“两个大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中心”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和“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逻辑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基本方略包括5个方面：一是突出立德树人，培养一流人才方阵；二是突出学科交叉，构建一流大学体系；三是突出原始创新，完善大学创新体系；四是突出开放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是突出师德师风，建设一流教师队伍。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也是其“双一流”建设思想的最新表述。从2014年考察北京大学时的讲话到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从2021年考察清华大学时的讲话到2022年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一重要思想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启动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此相对应，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全面学苏”的重点大学建设。从1954年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到20世纪80年代初指定90多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一大批苏式工科类行业高校进入了国家重点建设的行列。二是“三个面向”的重点大学建设。从“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15校到“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大学建设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美式研究型大学成为赶超标杆。三是“扎根中国大地”的重点大学建设。从2015年启动“双一流”建设到2021年确定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重点大学建设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习近平总书记将“双一流”建设的时代方位概括为“两个大局”和“两个中心”。第一个大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基础，代表着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度，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为此，我们要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第二个大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集中体现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的西方世界国力相对衰落，在维护全球霸权地位及国际秩序方面逐渐力不从心；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崛起，世界发展动力历史性地转向东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风险和机遇并存。一方面，大变局意味着难以把握的巨大风险。100多年前，晚清重臣李鸿章曾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感慨，为旧中国最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注脚。今天的大变局同样蕴含着大挑战，美国为了继续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在经济脱钩、科技脱钩和学术脱钩等方面展现出激进好斗姿态，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大变局意味着开新局。大变局正在催生一个有别于美式帝国秩序的后西方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引领全球未来发展。
“两个中心”是大变局的逻辑展开。第一个中心是中国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21年3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如其所言，“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在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必须矢志不移地坚持自主创新。第二个中心是中国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21年9月，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纵横两个角度深刻阐述了世界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转移现象。“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一是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科学发展，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达芬奇等一大批科学家；二是17世纪的英国，培根经验主义哲学加速推动了科学进步，产生了牛顿、波义耳等科学大师；三是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营造了向往科学的社会氛围，产生了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拉瓦锡、安培等一大批卓越科学家；四是19世纪的德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加速了科学发展，产生了爱因斯坦、普朗克、欧姆、高斯、黎曼等一大批科学家；五是20世纪的美国，实用主义带来了科学的发展，集聚了费米、冯·诺依曼、爱迪生等一大批科学家和发明家。
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合在一起就是学术中心。近代以来，世界学术中心也是周期性转移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判断世界学术中心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重大科学成果占同期世界总数的比例超过25%，另一个是世界顶尖的学者和留学生的集聚地。纵观近代科学发达史，一个国家先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然后才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一个国家先失去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然后才失去世界科学中心地位。中国要成为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首先必须成为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当今世界正在形成北美、西欧、东亚三大学术中心，中国要有所作为，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集群，打造世界一流大学高地，最终成为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双一流”建设正是在世界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学术中心转移的时代方位中展开的。
1.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之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等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具有本土文明的底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取代德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靠的就是“扎根美国大地办大学”。正如时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所言，“美国的大学不能从英国、法国或德国移植，它必须是有独创性的，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符合美国社会和政治的风俗。”
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呈现出模仿多于创新的特点。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大学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现代大学基本上源于欧洲大陆；民国时期，中国转向学习美国，逐步建立起以通识教育为特点的美式高等教育体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苏”，形成了以专业教育为特点的苏式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再次转向美国，试图以美国常春藤大学为模板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说，一百多年来，我们时而学习美国，时而学习欧洲大陆，始终没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世界一流大学之路。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提出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著名论断。“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一步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这些论述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特点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一流大学，体现了国际“好大学”的共同特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国际“好大学”的模式与中国本土文化、地方制度重组后的产物，具有四个主要特点。
第一，文化特征：坚持大学之道。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植根中国本土文化、继承中国本土文化基因。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大学这类机构，必须在其本土文化中有关于大学的概念。中国本土的大学概念是《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大学之道”强调立德树人和大学的政治功能。这完全不同于美国大学的3A原则(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3A原则强调学术与政治分离、“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逻辑。中国大学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正是对“大学之道”的继承与发扬。
第二，制度特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要求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四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正式将“四为方针”融入总则之中。应该说，“四为方针”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精神的具体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特征集中体现为其法定治理结构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第三，国情特征：坚持知中国、服务中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人才的大学，它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是发展中国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不仅遵循学术逻辑，而且遵循社会需求逻辑。这是中国一流大学与美国一流大学的根本区别。美国一流大学遵循学术逻辑，奉行“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治理原则，导致大学德育边缘，陷于“失去灵魂的卓越”。中国一流大学主要遵循社会需求逻辑。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或许不如国外顶尖大学；但从服务社会的角度看，国外顶尖大学远远不如中国“双一流”大学，立德树人大学模式也将是中国对世界高等教育最突出的贡献。
第四，质量特征：坚持国际可比。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其共性特征。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标志，一是拥有世界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产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世界一流的教学和世界一流的科研，依靠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有两个前提条件：充足而灵活的经费和良好的管理体制机制。可见，一流教学、一流科研、一流师资、一流经费和一流管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特征，其中一流教师队伍处于核心地位，这也是中国要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言，“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
3.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方略集中体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突出立德树人，培养一流人才方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大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应该将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评价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在2018年考察北京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此，必须抓好三项基础性工作：一是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三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在2021年考察清华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重点，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第二，突出学科交叉，构建一流大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各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从大学外部治理层面来看，要推进高等教育体系分类管理和分类指导，引导高校立足自身、准确定位、办出特色；从大学内部治理层面来看，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催化剂”，对大学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在2018年考察北京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学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关键共生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要下大力气组建交叉学科群和强有力的科技公关团队，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加强对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的支持”。在2021年考察清华大学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紧培养紧缺人才”。
第三，突出原始创新，完善大学创新体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一流大学既是人才培养的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既要培养一流人才，又要产出一流学术成果。在2021年清华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在自然科学领域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四，突出开放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合作既是大学发展不竭动力，也是大学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贡献的必由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的全球愿景，也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石。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高校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合作，引导高校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在2021年清华大学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
第五，突出师德师风，建设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师队伍是到达一流大学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教师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关于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不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小学教师的要求，也是对大学教师的期许。关于“有道德情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学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关于“有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学教师要“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关于“有扎实学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大学教师要研究真问题，“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受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关于“有仁爱之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有爱才有责任。广大教师要严爱相济、润己泽人，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已完成，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在第一轮“双一流”建设中，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了全国超过80%的博士生和60%的硕士生培养任务，逐步成为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主力军和科技创新人才的生力军。不仅如此，国家“双一流”建设引领带动各地建设了410所地方高水平大学和1387个地方优秀特色学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入选147所大学，将引领带动更多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开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热潮滚滚。在这种情况下，用习近平总书记“双一流”建设思想检视“双一流”建设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从历史角度审视建设逻辑
从历史角度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古典大学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终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另一种是南洋理工大学、浦项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新兴大学通过有效的战略管理和体制机制创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前者遵循自然生成逻辑，是在一定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后者遵循人为设计逻辑，是通过模式移植刻意设计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分两个层次，一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二是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是评估主义泛滥的产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本土文明的底色，能给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带来实质性的启示和借鉴，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人为设计的世界一流大学大都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自然生成的世界一流大学才是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要创建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有一个未经反思的基本经验：行政主导、重点建设。从1954年国家指定6所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到“七五”“八五”期间重点建设15校，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建设逻辑贯穿其中，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应该说，建设逻辑是后发型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基本策略，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合理性。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设逻辑只能产生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不能产生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双一流”建设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理念，结合人为设计和自然生长两种逻辑，以人为设计逻辑打造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以自然生长逻辑培育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2.从大教育观审视紧缺人才培养
从大教育观的角度看，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必须保持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大教育观是一种大学改进思想，主张“跳出教育谈教育”。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其结构和行为归根到底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因此，必须将教学与科研的改进置于社会变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对一所大学来说，微观层面的“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科研”改进以学校层面的“组织与管理”改进为前提，而学校层面的“组织和管理”改进以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改进为前提。在宏观层面的“体制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组织内部的“学科与专业”“教学与科研”“组织与管理”改进难以取得应有成效，必须跳出大学谈大学、跳出教改谈教改。社会变革是大学改进的主要推动力。纵观全球大学发展史，绝大部分的大学改进都是由社会发起的。
习近平总书记 “双一流”建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坚持大教育观。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两个大局”和“两个中心”建设的战略高度论述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是一位卓越政治家从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全面审视。从大教育观的角度看，紧缺人才培养需要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协同。然而，“双一流”大学“闭门造车”培养紧缺人才现象突出。事实上，紧缺人才培养不是大学系统能够解决的问题，大学培养的人才最多只是半成品。清华大学曾被誉为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充分说明大学培养的只是有可能成长为工程师的“初级品”。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在工作世界摸爬滚打10年以上，不可能成为卓越工程师。但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双一流”大学却急功近利地要培养卓越工程师，要从供给侧破解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实际上，破解紧缺人才培养的突破口不在人才培养的一方，而在人才使用的一方。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紧缺人才培养出来了，但他们不愿去紧缺行业就业，紧缺人才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另一种是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如“两弹一星”人才)，但有这方面人才的强烈需求，通过使用别的国家培养的人才或者别的学科培养的人才解决了紧缺人才问题。由此可见，破解紧缺人才难题必须坚持大教育观，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必须坚持紧缺人才在使用中培养，通过需求侧(工作世界)而非供给侧(高等教育)解决紧缺人才培养问题。
3.从创新链角度审视大学科研
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并实现制度化标志着完全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完全意义上的大学具有教学和科研两种基本职能，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是现代大学区别古典大学的标志。科研之所以在大学取得合法地位，是因为科研具有育人功能。事实上，大学的一切活动包括科研、社会服务如果不能支撑人才培养，就不具有合法性，就不能认定为大学固有的活动。从产业链的角度看，科学研究分为“上游”的知识创新和“下游”的技术创新，前者属于基础研究，后者属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较应用研究更具学术性，更具育人价值，因而普遍被认可为大学合法职能。应用研究在许多国家不被认可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其中，知识创新体系以中科院和顶尖大学为主体，技术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要建立以产出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
然而，在“双一流”建设中，许多大学过于强调应用导向的知识生产，把解决“卡脖子”问题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主要任务，忽视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忽视基础将永远落后。“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原始创新能力的不足。事实上，我们特别擅长1到10的创新(集成创新)，特别不擅长0到1的创新(原始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讲话中明确指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大学在这两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双一流”建设应该聚焦原始创新能力、聚焦基础研究。任正非也提醒顶尖大学不要过于关注眼前工程和应用技术方面的问题，“大学不要管当前的‘卡脖子’，大学的责任是‘捅破天’。当然有一部分工科院校可以做这些工程、工业应用的突破事情，但是对于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往‘天上’走，不要被这两、三年工程问题受累，要着眼未来二、三十年国家与产业发展的需要。……如果大学都来解决眼前问题，明天又会出来新的问题，那问题就永远都解决不了。你们去搞你们的科学研究，我们搞我们的工程问题”。